高中毕业到年底当兵这段时间，大约有小半年的时间无所事事，我妈怕我跟着坏小子学坏，好说歹说哄着我去食品厂当临时工。我分到山楂车间，这是个三班倒的车间，工资一个月21块钱，哦，后夜班有两毛钱补助，没有加班一说。那会儿没有，5+2，国营厂，8小时工作制,每周休一天半，周六半天，周日全天。

山楂车间主要生产山楂糕、山楂卷、山楂片，这种小食品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可是很热俏的“零食”，地位相当于现在的巧克力、士力架。那会儿的零食有什么？水果糖、高粱饴、蛋糕、山楂糕山楂卷山楂片。看电影吃爆米花？瞎扯吧，我和初恋看场一毛钱一张电影票的《洪湖赤卫队》，我给她买了一根半米长的甘蔗，5分钱。

山楂车间一共9个人，三班倒，每班三个人。我是新手，入厂的第一个师傅姓徐，40出头的女师傅。我们那个班，除了我，还有一个女孩，姓赵，徐师傅让我叫师姐，其实比我小，不过，让叫师姐就叫吧，又不会掉块肉。

做山楂糕山楂卷山楂片的山楂和糖的配比，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，这不是什么机密“秘方”，一斤糖一斤山楂，在搅拌机里充分搅拌，山楂糕入木托盘，山楂卷山楂片薄薄一层均摊在油布上，半成品统统进烘烤室。山楂糕烘烤时间不长，卷和片要烘烤24小时。那阵子，我对山楂系列基本倒胃倒牙口，偷吃太多了。

我和“师姐”慢慢有点不自然起来。在厂里不论上哪个班，都少不了一顿饭，比如后夜班，凌晨三点到三点半有顿夜班饭，现在叫宵夜，以前哪有什么宵夜啊，就叫夜班饭，厂里食堂有卖面条，不过，工人们大多是自带饭，各个车间都有烤箱烘炉，热饭很方便。“师姐”总悄悄给我她的菜，炒蛋、肉片，偶尔还有红烧肉猪蹄烧带鱼儿那些硬菜。后来才知道，春梅是高干子女，她爸是商业局局长。

做山楂系列，需要食用色上色，经常把手染得血红，我这人啥事都得过且过，该下班了，手上的颜料洗不掉就想走，师姐就拉着我给我洗手，一遍又一遍打肥皂。我一点没觉得害臊，还和师姐说，我骑车送你回家。

想想，我那时候真够傻的，哪个女孩会对男的这么用心？这不明摆着那啥嘛。

那天徐师傅逗我，说是不是和春梅谈对象呢（师姐叫春梅）。我差点没啐她一口唾沫，中年妇女都这么“流氓”吗？啥话都敢说，我才，才16岁啊。前两天面包车间一个上海阿姨也这么逗过我，问我要不要和她们车间的“洋娃娃”对个象？我的妈呀，“洋娃娃”可比我大三岁呢。真的，我骨子里拒绝姐弟恋，估计就是那时候落下的心理病。

就这么早班中班夜班上了两三个月，我和师姐之间确实有点不清不楚起来。尽管我和师姐谁也没有挑明，但师姐“关照”我“关照”的特别理直气壮，比如吃饭，以前是一小勺一小勺“客气”，后来是半碗半碗往我碗里扒拉，说小二正长身体，多吃菜肉长得壮。

至于我，从家里带苹果带桃带香蕉梨给她，去糖果车间或是其他随便哪个车间串岗，回来总会带点那个车间的产品，糖果，杏元饼干，茯苓饼，就算糖稀车间我也不空手，糖稀是做糕点的原材料太腻，但冰糖可以当糖果嚼着吃。真的，那会儿的食品厂很人性，只要不往家拿，吃点喝点，当领导的睁只眼闭只眼。

那个周末，我第一次约春梅看电影，记得真真的，片名叫《洪湖赤卫队》，那部歌剧电影里的歌，到现在我仍然张嘴就来，各位可能不知道，那是我看过最多遍的电影——11场。买票看过几场，剩下的全是露天看的。

电影是下午两点多的，我们一点半在电影院见面，买票，一毛钱一张。买完票，看时间还早，我们就间隔二十公分的距离在电影院的小广场闲逛。那时候恋爱男女散步逛街叫轧马路，可能也有闲聊，聊什么不记得了，总之遇上一个卖甘蔗的，我5分钱给春梅买了半根甘蔗（一根太长吃不了），让卖甘蔗的用刀把甘蔗削了皮，用半张报纸包着，看电影时啃。

也就是那次看电影，我大胆拉了春梅的手，那种感觉，真的，心都快从嘴里蹦出来了，耳朵烫手，就觉得春梅的手好软好绵。连着好几天跟做了什么缺德事，看谁都心虚，做贼心虚可能就是这模样吧。

有了那次看电影的开头，我和春梅的约会地点，越来越远，景山公园，八一湖、颐和园，然后就是香山。九月十月那两个月的周日，我们早上骑车出去，玩一天，回来披星戴月。我们的关系突飞猛进，我骑着二八大杠在北京街头飙车时，春梅特给面儿，从后面搂着我的腰，我的发小由此说我是“拍婆子”老手。

只是很可惜，我11月当兵去了广州，新兵连期间还和春梅“鸿雁”不断，等我分配到团宣传股，春梅一封信和我分手了。后来才知道，她没能拗过局长爹，春梅也没考上大学，她爹于是给她安排了商业局的工作，但有条件，条件就是和小二分手。八十年代不流行玩私奔，工作高于一切，反正我上军校回北京探亲时，春梅和区轻化局一个局长还是副局长的公子快结婚了。

很久以后，北京奥运会那年，我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，遇见了我人生中第一个师傅——徐师傅。徐师傅告诉我，春梅年已经走了，乳腺癌。我感慨万千，自己懵懵懂懂的初恋，居然没有留下一张影像，哪怕黑白照片也没有。

说明：所用图片与文章无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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